在美國明尼蘇達小鎮紐約米爾斯,居民僅千餘人,卻都非常關心公共事務。小鎮每年都舉辦一次“全美大討論”,在確定某個選題後——比如1998年的選題是“誠實是否總是最好的策略”,要求參與者所提交的“論文”不超過750字,而且特別規定,論文不能帶有學術語言和註釋。組織者聲稱,組織這一活動以及出台這樣的規定,是對學者壟斷公共討論以及在討論中常常不遵守常識的不滿。
  的確。普通人與學者之間的分歧,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。普通人在理解世界時,更多地依賴於常識,而這些常識也足以讓普通人應付日常生活,達到了“知行合一”的境界。而學者的表現卻越來越不尊重常識,把“身體與思維分離”,更極端的情況是,凡被視為常識就要反對。
  但在思想與學術史上,卻並非從來如此。相反,自亞裡斯多德至18世紀,常識一直被學者所尊重。亞裡斯多德認為,“常識”是“關乎身體的現實,是第六種主要感覺”,而所謂“意義”或“思維”,首先都必須經過這種“感覺”。盧梭認為,“常識”作為思維中的超級感覺,並沒有特定的對應器官,但它在大腦中有著自己的位置。擁有常識的數量就是擁有知識的多少。在康德那裡,學術思考雖然比常識深入了一步,但“可以回拆為常識,而不是顛覆常識”。
  18世紀是自然科學發展最快的時代,但在主流學界看來,自然科學仍然也要尊重常識。托馬斯·赫胥黎有句名言:“科學本質上就是受過訓練的常識。”科學研究的過程則是,“把普通人相信的東西系統化並加以整理。”從“常識”開始,小心地按照邏輯與事實,連貫性地往前走。比如,儘管幾何學發展十分迅速,後期成果十分複雜,甚至除了專業數學家之外一般人難以理解,但還是建立在一開始幾個公理之上。而這幾個“公理”就是常識。
  當然,自然科學的發展後來顛覆了不少被視為“常識”的觀念,甚至因此有人主張,“科學研究就是從懷疑常識開始的”。但正如有科學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,如果我們進行仔細觀察,就不難發現:那些被顛覆的“常識”,往往對普通人在現實世界中生活沒有直接作用。
  哥白尼“日心說”就是一個例子。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,有一次問一個同行:“為什麼人們總是很自然地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。”同行回答:“因為它看起來似乎是那樣的。”維特根斯坦接著問:“那麼,地球繞著太陽轉看起來似乎是哪樣?”他的意思是,儘管哥白尼證明瞭地球繞著太陽轉,顛覆了此前“太陽圍繞地球轉”的共識,但對於普通人來說,誰繞著誰轉,根本無所謂,人們仍然根據“看起來似乎是這樣”在生活。
  但公共生活領域如果顛覆常識,後果往往會很嚴重。認知科學家阿特朗(Atran)認為,在公共領域,“常識”是維繫人類社會正常交往的基礎。因為“我們擁有幾乎同樣的大腦構造,擁有身體,擁有幾乎同樣的感覺事物的方式”,所以,我們對我們生活其中的環境理解,應該是“共通”的。這種“共通”的理解,就是我們常說的“常識”。所以,“常識的權威並非來自於課本,而是來自於人類對於人類身體之內和周圍成長的共同體驗。”也正因為有了“常識”,人們之間才能進行對話和交流,才能發展起正常社會交往。
  也正因此,在公共生活領域顛覆某些“常識”,實質是否定人們對於世界的某些基本認識,否定人們賴以生存的某些基礎經驗。其後果是擴大人們之間的意見分歧,擴大人們之間在政治、經濟與社會方面的鴻溝,同時讓很多人無所適從,由此對正常的公共秩序造成破壞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尊重“常識”的原因。
  回到經濟學話題。經濟學被稱為“世俗哲學”,即它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;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性極強,就在於干預現實生活。按理說,對於現實性如此之強的研究,是要對常識予以足夠的尊重的。近些年來,國內某些經濟學者常常發表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,這些言論常常嚴重背離“常識”。其結果,只能是使經濟學家越來越脫離普通大眾,成為一個小圈子中的純邏輯游戲,經濟學干預生活的能力也因此急劇下降。如果中國經濟學家們仍然想維持經濟學在中國百姓中的地位,仍然懷有“經邦濟世”的美好理想,首先需要做的是尊重常識,學會在常識的基礎上說話。
  盧周來(經濟學者)  (原標題:在常識的基礎上說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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